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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农民供养大学生负担沉重，到底有多重？这些大学生对家庭的回报又如何？2003年至今，合阳县人民政府招待所经理党宪宗，自费对全县200余户农村大学生家庭进行调查。他发现：这些农村家庭得到的回报并不高，有的父母甚至在子女毕业四五年之后还在为“学债”奔命。

　　尽管如此，更多的农村父母还是走上了负债供子女上学的路，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孩子才能跳出“农门”……

　　为了供养子女上大学，小郭村雷金桂的债至今未还完，现在又不得不供孙女上学

孩子虽然上了大学，但有些村民家里条件并没有什么改善

　　2003年至今，党宪宗自费对合阳县供养大学生的农民家庭做了调查　本报记者　刘海宏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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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4日，曹惠兰（化名）陪伴21岁的女儿李英（化名）坐上从合阳开往杨凌的大巴，送女儿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上学。背包里，装着母亲缝制的被褥、一双布鞋、几身旧衣服，还有这些天凑齐的5000多元学杂费。其中，3000多元是借来的。“我要跟人家娃一样”，李英告诉妈妈她的4年大学计划，先过英语关，接着考研。曹惠兰听了既欣慰又难受，她明白，这仅仅是第一年，后面还有3年。李英还有一个弟弟，学习也很好，正在上初中，孩子说他也要像姐姐一样上大学。人家都夸她的两个孩子有出息，曹惠兰只有苦笑。

　　李英的家乡合阳县是个贫困县，同时又是个教育大县，每年至少有3000名学生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的大学。他们同样带走了全家多年的积蓄，也带着父母的期望和改变家族命运的使命走进大学，期待有一天对家里有所回报。为了跳出“农门”，考大学对大多数农村孩子来说，几乎是唯一的通道。

　　由于职业原因，从1990年开始，合阳县人民政府招待所经理党宪宗，接待了上万名在招待所居住的高考考生和家长，“一个双腿残疾的母亲坐着轮椅，手捧水杯等待女儿出考场；一个满身沾着泥土的农民骑着破旧的自行车，从劳务市场赶过来，接儿子出考场……”出于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党宪宗在五年内做了两项调查，并完成一份关于农村家庭供养大学生的调查报告《沉重的母爱》。

　　已经60岁的党宪宗想知道，这些父母含辛茹苦送孩子读大学，孩子工作后对家庭的回报到底怎么样：是真的“沾光了、吃利了”，还是只图了个好名声。他调查了200多个大学生家庭发现，孩子毕业5年内，家庭得到的回报一般是：一年一两千元，少的仅三五百元；有的父母甚至在子女毕业四五年后，还在为还“学债”而卖命！

　　坚强的父母

　　孩子们学习成绩好，大人宁愿多流点汗挣学费，就是再苦再累也得供出来

　　曹惠兰的家在距离合阳县城不远的城关镇小郭村，一个靠种植玉米和小麦为生的村子，除了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能寄给家里一点钱外，村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农业。曹惠兰一家住在几间瓦房里，屋子里难觅一件像样的家具。给客人冲上一杯白糖水，那算是曹惠兰家最好的招待。

　　10年前，曹惠兰的丈夫患直肠癌，基本上丧失劳动能力。她一人种了13亩玉米养活一家人，并且供女儿和小儿子上学。女儿上高中时，两个孩子的学费一年得七八千元，要赚够这些钱，她得在13亩玉米地里干4年。

　　她能做的唯一努力就是给别家锄地，一天10小时20元，这些钱够两个孩子一天的伙食钱，不至于让他们在学校饿肚子。曹惠兰说，靠种地改变穷苦日子太难了！她寄希望于孩子，孩子们学习成绩好，大人宁愿多流点汗挣学费，就是再苦再累也得供出来。

　　从李英高考分数估计出来那天起，曹惠兰便开始向亲戚和村里人借钱。这个只有100余户的村子30年来走出了130多个大学生，有的家庭要负担两三个孩子的学费，有的现在还在负债。村民们手头都没有太多闲钱，但还是凑了1000多元，加上家里的1000多元积蓄和向亲戚借来的2000多元，李英第一年的学费总算凑够了，将女儿送到学校后，她匆匆赶回家。儿子马上要开学了，家里一分钱都没有，她想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好办法，只好又扛着锄头去帮人锄地。

　　伴随着扩招，每年数百万学子走进高校，贫困大学生越来越多。截至2005年8月，全国的这个数据是405万，其中七成来自农村。虽然国家助学贷款的力度越来越大，但仍不能满足这个庞大群体的需要。每年高考后，媒体上都有类似的新闻，呼吁社会各界资助那些上不起学的贫困孩子，而有些家长不堪重负甚至选择轻生。

　　曹惠兰是个坚强而又满怀希望的母亲，她心里总有一丝念想：“只要几个娃娃长大了，日子会好的。”

　　8月27日，曹惠兰接到女儿从学校打来的电话，说想买个MP3，学英语用。她寻思着这300元钱能去谁家借？

　　辛劳的父母

　　为供孩子上大学，一些家庭不得不放弃改善生活、放弃接受较好的医疗，甚至背上沉重的债务。“必须得这么做！再不叫我娃当农民！”

　　合阳，地处关中东部、黄河中游西岸，是个国家级贫困县，但合阳的教育却在全省响当当，每年要“出产”3000多名大学生。小郭村是全县有名的“大学生村”，高考恢复三十年以来，这个仅有一百余户的村子已经出了130多个大学生。但多年来村子的变化不大，很多村民仍然住在老房子里，有的房子已经住了几代人一百多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供出去的大学生，很多人对家庭的回报是巨大的。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和在当时看起来不菲的收入，从而有能力扶持农村的家人改变现状。债务还清了，土坯房翻新了，幸运的父母还能被儿女接到城里转转；这些早年跳出“农门”的学子让贫困的乡亲们看到了希望，他们有的出了国，有的还在北京的大学里当教授，乡亲们教育子女以他们为榜样，“村里的学风浓得很！”一村民说。

　　然而，后来者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是巨大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一种东西的机会成本就是为了得到该东西所必须放弃的东西。一个人为了买一斤苹果，就不得不放弃用同样的钱去买梨；同样，为了供养一个大学生，这些家庭不得不放弃一个种地的劳力。

　　党宪宗说，现在合阳县农民的日子比改革前好了很多，但是城乡差距在逐年扩大，相比城市，农村致富的步伐迈得太小。来自2006年《农村经济绿皮书》的一组数据是：2005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实际提高6.2%，城镇居民收入增幅是9.6%，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城乡人均收入比例3.22∶1。

　　大学学费随着城市居民的收入增加和物价的提高而增加，但同样多的学费，农民比城市居民所承担的机会成本要大得多。在城市，5000元的学费相当于一个中等收入家庭两个人一个月的工资；但在农村，一个农民家庭必须为此劳动两年，他们不得不因此放弃改善生活、放弃接受较好的医疗，甚至背上沉重的债务。

　　“即使这样，也必须得这么做！再不叫我娃当农民！”小郭村妇女雷金桂说，“同是一个太阳照着，为啥我娃比人家的娃可怜？”

　　面对上大学所承担的过高成本，村民们没有能力去做一个理性的决策，“不这么做，就等于丧失了所有的机会。”党宪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