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晓丛） 咸阳原上的西汉帝陵群，以汉景帝刘启的阳陵位居最东。这里地势高亢平坦，风水很好，泾河蜿蜒于北，渭水奔腾于南，两河在陵东不远处交汇，形成“泾渭分明”的独特景观。汉阳陵居两水之间，在苍凉厚重的黄土台地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突兀雄浑，更造就出一种挟双龙而东向的气势。行人至此，一眼看去，皇天后土，汉家陵阙，让人架不住心头的震颤。好家伙，谁能说这不是天下少有的大古董！

　　景帝在这里睡的很沉，一觉就是2150多年，人世间的兵燹战乱、改朝换代，自然界的雷电风霜、沧海桑田，似乎都和这位真龙天子没有了关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位生前崇奉“黄老”、一心想过清静无为日子的皇帝终于睡不安稳了。伴随着咸阳国际机场专用公路的修建，考古工作者开始对这里进行大规模的随工清理和考古勘探。此后，在方圆十多平方公里的陵园内，便不断有一些世所瞩目的考古发现。帝陵坐西朝东，被八十余条呈放射状的陪葬坑簇拥着。其四周则等距离分布着后陵、南北外藏坑以及建筑基址。宽约110米的司马道平坦如砥，向东延伸7华里直达陵邑──那里曾是富豪云集、商贾出没的繁华所在。 而司马道两侧又密密匝匝排列着王侯将相和文武百官的陪葬墓园，一如当年天子临朝时大臣位列两班的威仪。众多陪葬坑内，一列列武士俑披坚执锐，征尘未洗，如临大敌；一排排仕女俑宽衣博带，美目流盼，舞姿翩翩-----于是，风干的历史一下子变得鲜活了，千年尘封的人事仿佛又从泛黄的线装书中摇摇曳曳走了出来。

　　汉景帝刘启在后世人眼里算得上一个好皇帝。虽说较之他的爷爷高祖刘邦和儿子武帝刘彻，他既缺乏大风一曲，慷慨卓绝的气概，也没有开边拓土，勒石燕然的雄健。然而，守成亦不易，也许因此，他却正好落得个“无为而治”的美名。史家笔下的刘启，端的一个圣明君主。他登基之后，承“黄老之术”，顺天应命，抚驭万民，和亲匈奴，轻徭薄赋，减笞去刑，与民生息，的确颇有一番可嘉的实绩。质诸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关史实来看，所谓“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的赞誉，也并非全是史家曲笔谀世之词，而“文景之治”也就成为后世人心目中封建社会早期治国安邦的黄金时代。然而，如果透过那些彰显的“政绩”而细察刘启个人的一生行迹，他的许多所作所为，即使按照修齐治平的传统道德观念衡量，也总是让我觉得景帝的形象远没有那么可敬可爱。

　　此事说来话长，我们不能不把时间的坐标再次设定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文帝时代。 这一年，吴王刘濞遣长子刘贤入见，侍陪时为太子的刘启饮酒对弈。按理说，金樽美酒、推杯换盏、博山飘香，清风徐来，本该是兄弟们畅叙亲情的一幅良辰美景。可孰料，仅因一言不和，骄横气盛又以太子自恃的刘启竟用棋盘将刘贤活活打死。虽说这场血溅东宫的肘腋之变，因文帝的怀柔善后而暂时化解，但“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疾不朝”，显然已种下了对朝廷积怨的祸根。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合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其他6个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之名合谋起兵叛乱。一时间，半壁江山，黄流乱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这起被后世史家称为“七国之乱”的战祸，固然与大臣晁错操之过急的“削藩”之策有直接关系，但早年的杀子之仇也不能不说是肇启祸端的一种潜在成因。可惜，这位“圣明天子”并没有因此有一丝一毫的反省和自责。他甚至没有象某些封建帝王那样，哪怕是故做姿态也罢，下一道“罪己诏”，以安抚人心。面对江山失色，中原板荡的危局，仓皇失措的汉景帝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下令杀掉那位曾经被他自己称赞为“智囊”的人物晁错，企望藉此博得叛逆者的欢心和收敛。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日趋膨胀渐成尾大不掉之势的诸侯势力，“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藩实际并没有错，而牺牲了晁错也并没有换取期望的战事消弭。

　　我哀叹晁错的不幸，这位浑身洋溢着变法革新精神的政治家，这位以一篇激浊扬清、痛陈时弊的《论贵粟疏》至今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享有盛誉的才子，最终却被刘启作为替罪羔羊而送上断头台。这一年，他46岁，正是经过人生的历练之后而最富创造力的年华。俗语云 ，“取了经是唐僧的正果，捅下漏子是悟空的罪过”。的确，历代中国的封建帝王和官僚政客，有几个不善于贪天之功，诿过于人？

　　能证实刘启人格和品德瑕疵者，当然还不止上述一件孤证。此时，我想起了那位声名显赫的大将军周亚夫。周亚夫是周勃之子，父子两代一辈子为汉王朝带兵打仗，佐汉辅主，可谓功高盖世。周勃厚重少文，是西汉的开国元勋。高祖时曾与其“剖符”以示“世世勿绝”，等于拿到了丹书铁卷。尽管如此，到文帝时仍不免一场囹圄之灾。亏得有薄太后的极力回护和文帝的念旧恻隐，才算保住了一条老命。然而，周亚夫摊上了景帝，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位治军有方，刚直不阿，且在平定“七国之乱”中功勋卓著的将军，最终却因为儿子购买五百甲盾用做明器而牵连罹祸。其实我知道，类似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杀戮功臣的事情在封建社会并不新鲜，但周亚夫下狱致死的过程却仍令人不免惊悚寒栗。为诛杀亚夫，刘启先是宣布“吾不任用汝也”，以便让手下的酷吏可以无所顾忌放手刑讯。而审讯时的那段对话，就更耐人寻味。廷尉责曰：“君侯欲反邪？”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于是，“吏侵之益急……”终于“不食五日，呕血而死”。

　　读这段史料，极易让人联想起事隔千余年后宋代奸佞秦桧残害岳飞的故事。所谓“莫须有”的罪名，看来也是其来有自。皇帝老儿要杀谁，本来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有人说周亚夫之死是他自己“不体权变，而动有逆忤”，但如果说景帝刘启寡恩少义，阴鸷狠毒，也实在并没有冤枉他。
罗列上述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并非是我想要追求消解神圣、打破偶像崇拜的时尚，或是苛求古人，有意以小眚而掩大德。只是觉得作为一名历史和文物工作者有客观陈述历史事实和评价历史人物的责任。毕竟，历史不是文学，更不是那些胡编乱侃的所谓 “戏说”历史的清宫戏，只要能博取观众廉价的喝彩，哪怕去歪曲肢解历史，以至于把封建帝王说成一朵花，让戏剧主角周身上下充满增殖虚拟的泡沫，表现出令人作呕的帝王崇拜。

　　写此文时，案头正放着司马迁的《史记》。于是，我急忙翻开《孝景本纪》，想去聆听那位令我崇敬的史圣先贤对刘启其人的评价。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这篇本纪竟然只有一千数百字，篇幅不敌《孝文本纪》和《孝武本纪》的三分之一，且通篇几乎未见一句褒扬的话语。我不认为这是司马迁的偷懒或者惜墨。或许，在这位秉笔直书的太史公眼中，景帝其人实在就是乏善可陈。

　　中国历代帝王多信奉“事死如生”的礼制，秦汉之际，帝王为自己建造陵墓的热情更是达到空前的程度。所谓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常令后世咋舌。但文、景却以薄葬而称著于后世。限于考古资料，文帝霸陵的埋藏如何我不敢妄加臆测，至少，史书上有文帝“欲为省，毋烦民”，“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的记载。且这位“德至盛也”的皇帝生前也确曾对自己的后事立有遗诏，以明寡人绝不厚葬破业、重服伤生的心志。那动情的言辞，想必让当时的文武大臣感动的涕泗横流。然而，景帝的阳陵是否也算“薄葬”，我却一直心存怀疑。考古勘探资料表明，阳陵陪葬器皿极为宏富，不算南北外藏坑，仅景帝封土四周就有从葬坑86座，埋藏各类陶俑和猪、羊、狗、鸡等动物陶塑估计至少有数万件之多。部分坑内还是叠压式埋藏，藏品密不透风，让考古人员无从下手。其工程量之浩繁，实在难以确计。而那些所谓着衣式的裸体俑，原本穿丝绸、“衣纨绨”，又不知要耗费多少女子经年纺绩之劳。这些且不说，按照汉代帝、后“同茔异穴”的葬制，王皇后晚景帝15年而后薨，其祔葬阳陵的时间已是武帝元朔三年。以汉武帝奢靡张扬的个性，为其生母随葬物品也不会过于吝啬钱财。陵园内后陵与帝陵比肩而立，那体量巨大的坟冢，曾让那位博学多识的清代陕西巡抚毕沅将其误断为汉惠帝安陵，闹出了疏于考证的笑话。如此看来，龙子龙孙们并没有按照文帝的既定方针办，阳陵即算是薄葬，也实在是“薄”的有限。

　　在帝陵北侧，还有两个小的坟包，高约丈余。在帝陵、后陵那巍峨高耸的巨大封土的对比下，其从属地位显而易见。据考古人员介绍，这两座坟包，其一墓主不明，另一座则传说为栗姬之墓。栗姬其人，史书有载，并非等闲之辈。她原为太子刘荣的生母，距离母仪天下的皇后实际上也就一步之遥了。只因开罪于长公主嫖，遭谗，遂为景帝所衔恨。公元前150年，太子刘荣被废为临江王，两年之后，又“坐侵太宗庙地”罪，受凌辱自杀。在尊卑有序、等级森严、且绝对母以子贵的封建社会九重深宫之内，太子的废黜和夭亡，意味着栗姬的地位和境遇也因此发生了宵壤巨变。她成了落架的凤凰，不，似乎更惨，简直就是一只脱毛待烹的母鸡。史书记其最后的结局，既非赐死，亦非病故，而是“恚恨而死”。不难想象，在与景帝彻底情断义绝之后，她心里那种肝肠寸断的悲恸与万念俱灰的绝望显然已经超过了一个女人所能隐忍承载的极限。然而，生前失宠、冷宫孤衾、泣血和泪，死后还必须陪葬于侧，让柔弱的灵魂继续去扮演被屈辱被蹂躏的角色。在皇权和男权主宰的中国封建社会，天潢贵胄如皇妃者，尚且不能不面对这种根本无法选择的悲剧性命运，想来又叫人禁不住一番扼叹！

　　人说，文物是立体的无言的历史。我看它更象是一座包容万端、神秘莫测的宝库。面对它，古今中外的人们都不免会产生不同的感悟和联想。“……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是唐代诗人看到汉陵时的感悟。而某日在阳陵参观时，听到一位西装革履的游客的议论：“这么多的猪马牛羊啊，皇帝怎么吃得了？”他替古人担忧，也不失为一种历史的联想。当然，阳陵能告诉我们的远非仅止于此，只是感悟往往因人而异罢了。